19世纪末，一位意大利商人在英国注册的“皮包”公司，通过成功的包装，在大清国获得了令世界投资界艳羡的山西、河南煤矿开采权，随后将公司股份成功出售套现。

　　这个“空麻袋背米”的传奇，其主人公名叫罗沙第（Angelo Luzzatti），而这家“皮包”公司就是后来在中国能源界举足轻重的“福公司”，外文名为“北京辛迪加”（The Peking Syndicate）。

　　史学资料显示，罗沙第编织这个“空麻袋”是从暹罗（今泰国）开始的。

　　27岁那年（1885年），这位犹太裔工程师在暹罗获得了一个金矿的开采权，因意大利和暹罗都难以找到足够的资本，他便到伦敦的犹太金融圈内筹资。这项投资后来彻底失败，但罗沙第本人却因能言善辩而得到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的赏识，任命他当了驻暹罗的一名外交官。他几乎是干一行精一行，不久就得到了暹罗国王拉玛五世的器重。由于外交上的功绩，罗沙第在1889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了“圣·莫利齐欧大勋章”，可以享受与公使同等级别的外交礼遇。

　　罗沙第小有名气后，他在意大利官场的关系网开始迅速扩张。不知是他本人误导还是媒体误会，一些欧洲报纸便将他说成是著名的意大利政治家、曾出任财政大臣的路易齐·罗沙第的侄儿。平白地拣了个显赫的“叔叔”，对他本人显然并非坏事。

　　罗沙第回国后，又结交了首相卢第尼的儿子卡罗。老卢第尼曾出使大清，在当时的中国政界有着相当的人脉。于是，罗沙第就与大清招商局总办马建忠迅速混成了哥们儿。作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，“海归”官员马建忠不仅在政、商两界很趟得开，而且在学界也独树一帜，他在汉语上有很深的造诣——编纂了著名的汉语语法著作《马氏文通》，而且精通英、法文甚至希腊、拉丁古文，是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“欧洲通”。

　　三人便合计着要引进外资，在国际市场上炒作一下最时髦的“中国概念”。马建忠老“马”识途，熟悉晚清中国国情，建议到山西开矿去，专做“煤老板”，这正是罗沙第在暹罗的未了心愿。经过一番运作，一个叫做“北京辛迪加”的“皮包公司”便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伦敦迅速成立起来，而其讨彩的中文名“福公司”估计该是马建忠的创意。罗沙第夹着皮包来到北京，成了福公司的“首代”。

　　福公司一方面由马建忠牵线，主攻李鸿章。在李鸿章对罗沙第进行“政审”时，他的另一重要幕僚、大清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也使劲敲边鼓，信誓旦旦地为其做了保证。这样，罗沙第很快便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。另一方面，罗沙第利用其在罗马的关系网，对意大利驻华公使萨瓦戈施加压力。尽管公使本人十分讨厌这个“犹太胖子”，但为了这一“意大利在华的最重要利益”，积极出面疏通晚清帝国的相关部门。

　　一边是李中堂的“批示”，一边是友邦的“条子”，再加上罗沙第很识时务地进行了“公关”以及将福公司从表面的“外资企业”变成实际的“中外合资”。各方“影子股东”自然要各显神通，为“外商”保驾护航。

　　于是，在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大旗下，福公司的“壳资源”被迅速填入了诱人的“中国概念”：其获准在山西开采的范围高达21000平方英里，根据当时的报告预计煤炭储量高达9000亿吨，如全面生产，每年的利润将高达75万英镑（约合750万两白银）。

　　“空麻袋”变得实沉了，“米”（资金）就源源而来。大英帝国的银行家们纷纷解囊购买“福公司”的股份，“皮包”公司成功地变身为货真价实的能源企业。

　　卖“壳”套现了的罗沙第，以令人惊讶的决绝态度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之外，无论英国还是意大利的档案中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。

　　成为英资企业的福公司，在山西、河南等地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新业务。不久，“义和团运动”爆发，山西成了重灾区。高调出场的福公司，不仅成为大师兄们灭洋的靶子，也成为整肃官风的靶子。根据英国外交文件记载，太后“老佛爷”亲自批示彻查福公司。但风头过后，福公司照样红火经营，只是红顶子的“影子股东”们另换了一批。

　　此后的几十年，福公司经常成为中外冲突的焦点。不知隐居享乐的罗沙第在看到报纸报道时，是否会为自己“急流勇退”的中庸之道而自得呢？

　　（作者为澳大利亚华裔女学者，著有《大东亚的沉没》）